文/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 吴小攀

在即将迎来作家巴金诞辰120周年之际，著名学者林贤治推出新作《巴金：激流一百年》，通过解读更多的史料来重新认识巴金，试图更客观地理解20世纪知识分子的精神谱系。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就本书的写作以及对当下作家的启示等话题，林贤治近日接受羊城晚报记者专访——

“为贤者讳”是不恰当的

羊城晚报：您写这部巴金评传的契机是什么？

林贤治：说到这部《巴金：激流一百年》的写作，有点“主题先行”。其实，自关注知识分子问题以来，我就有一种想法，试图借助几个代表性人物，形象地讲说一部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的变迁史。

我写了鲁迅、王实味、胡风，现在写了巴金，再写一两位，贯穿下来就是好长一段历史了。

我曾在一篇短文中捎带说到巴金的《随想录》，不同意那种绝对“伟大”的评价，作了一个“文盲”与“小学生”的相对性的比喻，结果受到多位巴金研究专家的批评，这大概也是促使我做这部书的一个契机吧。

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我希望能够尽可能做到真实一点、公允一点。

羊城晚报：书中涉及的人和事大大超出了巴金本人？

林贤治：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产生的历史，不过一百多年。巴金活了101岁，是一个跨时代的人，恰好通过他的成长史、写作史和活动史，及其人际关系的网络，表现连续一百多年的或相斥或相通的时代。

一方面写巴金，一方面写知识分子群体，从本意说，本书并非完全是一部巴金传记。

虽然对于巴金，我一直有兴趣探究他的复杂性和矛盾性，借传记的形式可以表达我对他的一个完整的看法。但是，个人与群体、个人与时代如何互相作用、相生相克，对我来说倒是更有吸引力，写起来也更有意思。

羊城晚报：对您来说，写这样一部书，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林贤治：最大的挑战，是如何做到让自己的想法与当下的语境相协调。

羊城晚报：这部评传中有没有采用什么新发现的材料？

林贤治：作为一个著名的知识分子作家，故去近二十年，重要的史料大体上都已经公开了，当然也会有好些不便公开、尚未发掘的部分。问题是，即使是已有的史料，也不为研究者或传记作家所采用。

比如，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做总编辑那段时间，巴金与社长吴朗西从合作到分裂的情形，就长期被搁置、被遮蔽，而不为读者所憭。为了突出巴金在文化出版方面的贡献，袭用“为贤者讳”的老办法，我以为是不恰当的。史料不敢用就是死的，敢用就成了活的、新的了。

《随想录》里也有“假话”

羊城晚报：和您以前的作品比较，比如《人间鲁迅》充满激情，而《巴金：激流一百年》似乎比较克制，是这样吗？

林贤治：基本认同你的看法。不过，克制也不失为一种风格。

这里单说《人间鲁迅》吧，一、动手写作时，我还是青年，正值“激情燃烧的岁月”；二、时代不同，鲁迅生活的年代早已远去，叙述空间会大一些；三、《人间鲁迅》完成于20世纪80年代，你知道，那时候有一个“思想解放运动”，让人一下子脱将出来，挺兴奋的。

羊城晚报：文学史上有“鲁郭茅巴老曹”一说，您怎么评价巴金作品的文学价值？

林贤治：对于巴金，我不赞成“文学大师”的说法，但始终认为他是一个有信仰、有良知的优秀的知识分子作家。他的小说《家》《寒夜》是难得的佳作，特别前者，在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家》暴露中国封建家族制度的罪恶，对其专制性和残酷性的批判是深刻的。小说运用写实主义手法，整体带有家国同构的象征意味，其激进性体现了五四时代的那种浪漫主义气质。在艺术上，小说也是成功的。

羊城晚报：很多人对巴金写于80年代的《随想录》评价很高，认为它是“讲真话”的代表，您怎样看？

林贤治：《随想录》的“讲真话”是有条件的，随着现实语境的变化而改变，所以有真有不真，比如对“文革”的看法前后就不一致。巴金本人对重孙李潇也说了：“书里有真话，也有假话，真真假假，你自己判断吧。”

巴金有巴金的局限性，因此，对全书不宜评价过高。《随想录》最突出、最感人的地方，是巴金回顾历次政治运动时，没有逃避个人责任；对于自己，在运动中的错误，能做出真诚的忏悔。

整本《随想录》，涵盖面广，涉及中国政治、文化、道德、社会等多个方面，表达了作为一个老知识分子对中国前途的希望和忧思。我在《巴金：激流一百年》书中这样写道：“无论如何，《随想录》是1949年以后中国思想界文学界的一部重要著作。”

当下作家仍需努力

羊城晚报：巴金所信奉的安那其主义，其实是一种乌托邦？

林贤治：巴金的安那其主义在现实社会中很难实行，早期的无政府主义者在20世纪30年代即已作鸟兽散。所谓“安那其”实际上是一个乌托邦，雅各比说的那种“蓝色乌托邦”。但是，作为一种社会理想，其中所包含的比如提倡社会互助等，还是有其积极意义的。

羊城晚报：您认为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还是一个现实主义者？

林贤治：巴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对于他的理想追求，虽然在现实中会作出某种“策略性”的改变、调适，但终其一生，仍然坚持青年时代的信仰。我以为这是难得的。

羊城晚报：作为一个作家、知识分子，巴金对当下的作家和文学有怎样的启示？

林贤治：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作家，一、巴金坚持为理想写作。除了后来在忏悔中自我批判和否定的作品以外，在他那里，没有与人类命运无关的作品；二、他是一个激情型的作家，在情感的驱动下写作，在他那里，没有虚情假意、无病呻吟的作品；三、作家首先是一个真诚的人，有道德原则的人。当巴金在某种压力下被迫做出改变时，他感到痛苦不安，会通过忏悔还原自己，表现出应有的良知。这是我们在巴金身上看到的很可珍贵的地方，如果说有什么对作家和文学的启示，大概也就在这里吧。

羊城晚报：您曾在《羊城晚报》上呼吁重新评估六十年的当代文学，引起很大反响，现在对当下的文学有怎样的观感？

林贤治：我对当代文学的基本看法没有改变。比起一个民族一百年、几十年的光荣与梦想，苦难与忧患，反映到我们的文学中来得太不成比例了。要创造出无愧于时代的文学，作家们还需继续努力。

林贤治诗人，学者。1948年生，广东阳江人。

著有诗集《骆驼和星》《梦想或忧伤》；散文随笔集《平民的信使》《旷代的忧伤》《孤独的异邦人》《火与废墟》；

评论集《胡风集团案：20世纪中国的政治事件和精神事件》《守夜者札记》《自制的海图》《五四之魂》《时代与文学的肖像》《一个人的爱与死》《午夜的幽光》《纸上的声音》《夜听潮集》；

文学史著作《中国新诗五十年》《中国散文五十年》；政治学著作《革命寻思录》；

自选集《娜拉：出走或归来》《沉思与反抗》《林贤治自选集》；

传记《人间鲁迅》《鲁迅的最后十年》《漂泊者萧红》《巴金：浮沉一百年》；访谈录《呼喊与耳语之间》等。

主编丛书丛刊数十种。

点睛

全景式展示一个人与他的时代

文/韦泱

在即将迎来巴金先生诞辰120周年之际，林贤治的《巴金：激流一百年》（以下简称《一百年》）出版。

这是关于巴金的第三部全传，它以巴金主要的人生轨迹为经，以巴金重要的友朋交往和历史事件为纬，全景式展示出一个人与他的时代所经历的风云变幻。

巴金活了一百零一年，经历了两个世纪，尤其是在波澜壮阔的20世纪，中国内忧外患，积弱积贫，饱经沧桑。作为中国现代著名作家，中国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之一，巴金也在这时代的旋涡中追求、抗争、忧虑、沉浮。

全书以第一章“新潮”为开端。巴金曾自谓“五四的儿子”，他及许多当时的年轻人受到新思潮巨大的影响，其中最大的影响是无政府主义。所谓无政府主义，也称“安那其主义”，意思是没有武力、没有强权、没有统治，是一种无政府的情状。

以解放个性为基点的无政府主义者，在五四期间，做了大量普及科学知识的教育工作，诸如成立平民学校、农民夜校等。巴金年轻时不仅读了许多无政府主义的书，也写了不少这方面的文章。《一百年》从开头就直面这个问题，这是基于史料、尊重事实、值得称道的人物传记写作观。

我以为，巴金全传如果缺失这一内容，是不完整的。由于种种原因，巴金从未承认自己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尤其是后半生，对这个名词是讳莫如深。直到晚年，他才对友人说：这个问题是可以谈谈的。

《一百年》第十二章是关于“文革”的，名为《十年一梦》，用的是巴金的文题。“文革”中，巴金自然在劫难逃，厄运连连，从批判、揪斗、抄家，到关牛棚、干累活，受尽了苦役和屈辱。巴金在妻子萧珊去世若干年后，连续写了《怀念萧珊》《再忆萧珊》等文章。

他在文中自责：“一句话，是我连累了她，是我害了她。”“文革”中失去爱妻，对巴金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文革”结束，巴金在心里已否定过去的“歌颂”模式，写下了一生中最后一部著作——《随想录》。

这是一部1949年后中国思想界、文学界的重要著作，是一个老年知识分子对中国近半个世纪历史的忠实记录和严肃反省，以及忧思、忏悔。

第一部巴金全传是徐开垒先生的《巴金传》，创作于20世纪80年代，1991年5月出版上卷，五年后出版全传。

作者是上海《文汇报》老报人，著名散文家。他采访了许多巴金的亲朋好友，在巴金胞弟李济生的陪同下，亲往巴金故乡成都等地，采访健在的熟悉巴金的亲戚和乡邻，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

更为难得的是，作者有天时、地利的优势，趁那时巴金尚有精力，有问题可直接询问，上卷在杂志上连载后，巴金翻阅和听读了全稿，作了不少修正并审定。可以说，这是一部形象可读、详尽丰富的文学传记。

第二部全传是陈丹晨先生的《巴金全传》，先以《巴金的梦》出版巴金前传，后以《天堂·炼狱·人间》出版巴金后传，之后合并成《巴金全传》，于2003年出版。

作者是《文艺报》老报人，著名文学评论家。他在“文革”尚未结束的70年代就走进巴金的家门，开始接触巴金，之后与巴金交往甚多，于70年代后期写出巴金研究史上第一部《巴金评传》，可称巴金的一位知心好友，对巴金的理解自然多了一份挚友的感情。

他在全国范围内接触到巴金同时代的许多文友，如沈从文、李健吾、艾芜、汝龙、吴朗西等。

在《巴金全传》的《自序》中，他写道：“从事巴金生平的研究，把巴金在这段历史中坎坷不平的经历，面对史所未有的严峻曲折的现实所发生的心态变化、灵魂浮沉、人格发展以至感情个性的扬抑……真实地描绘出来，希望借此略窥一点中国知识分子的某些侧影，进而感受一点近代中国的历史气氛，这就是笔者写作此书的初衷。”

作为擅长评说的评论家，陈丹晨的《巴金全传》，多了一份理性，多了一份思辨的色彩。

如今，林贤治先生出版了第三部巴金全传。林贤治曾写作出版过关于鲁迅、萧红的传记，具有丰富的人物传记写作经验。

而写作巴金全传，作者有着自己的有利条件，那就是这些年来，关于巴金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不但出版了二十六卷本的《巴金全集》，还有其他如李存光编三卷本《巴金研究资料》等，以及诸多近年发现的巴金佚文、佚信等未刊稿。

正是依据大量的文献史料，作者沉潜书海，去芜存菁，鉴真识伪，以巴金的文章、著述、访谈，以及相关的史料佐证等，勾勒出巴金的人生轨迹，穿插其间的是一桩桩历史事件，一个个同时代的文人命运。

《一百年》全书共十三章，每章后面，都附有大量“注解”，均有几十条之多，最多的有193条，坐实了书中每一项内容，确凿了所述每一个事件。作者在浩若烟海的史料中扒梳，真正做到处处有依据，事事有出处，这也是此书的一个鲜活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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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羊城晚报·羊城派责编 | 吴小攀编辑 | 孙旭歌校对 | 马曼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