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多次提到要保障妇女儿童权益。提到妇女儿童的权益，与大众认知中的婚姻关系似乎永远难以甩开干系。当提到婚姻关系时，大众又会觉得和那些单身未婚娶的人脱不了干系。唯一区别就在于，对于尚未结婚的单身女性，尤其是大龄女性，社会往往报以不太赞许及不太温情的态度，以“剩女”称呼之，并常常追问：你们是不是因为眼光太高而难以找到配偶？而对于尚未结婚的大龄男士，社会往往报以赞许或者温情，他们中一部分因条件“太好”被称为“钻石王老五”，另一部分则因条件不好而普遍受到社会各界同情和关心，人们常常追问：你们是不是因为那些女性们眼光太高而难以找到配偶？就在这几年，一些地方还提出关于给基层大龄未婚男青年“暖被窝”的“畅想”。

由此可以看出一个结论，社会始终认为，不结婚主要问题在女性。如果说，男性都是因为自己“钻石王老五”而单身，那就是男性“要求高”，凭什么诘问女性“要求高”？如果说，男性是因为自身条件不好而单身，那女性就不是被“剩下”的，凭什么称呼女性“剩女”？

关于这种尖锐问题，我们倒是无意于从伦理上再来一遍争论，而要从经济学人口问题上找找答案。

或者，从人口学上看，结不成婚而问女性并不算错，但将女性单身称为“剩女”确实是大大的错了。这是因为，中国男女比例失调，男性才是大大“过剩”的那一半。

从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看，男性人口为72334万人，占51.24%；女性人口为68844万人，占48.76%。总人口性别比（以女性为100，男性对女性的比例）为105.07。通俗的说，中国男性比女性多三千多万，想象一下北欧五国全部是男性，还装不下这些“多出来”性别比失衡数量。

必须说，第七次人口普查时，性别比失衡这件事已经受到重视且在转向缓和了。

总人口性别比是衡量人口均衡发展的重要指标。由于性别比与出生性别比及死亡性别比率均有关系，而通常男性在整个生命周期中的死亡率高于女性，因此，一般认为，总人口性别比观测到的正常值应该基本等于或低于100，偏离则被认为性别失衡。

中国历次人口普查的总人口性别比始终处于偏高水平，1982年至2000年，总人口性别比持续稳定在106以上，2000年达到106.74的峰值，此后总人口性别比略有回落。2010年中国的总人口性别比为105.20，2020年又有所降低。但总体而言，中国总人口性别比不仅高于公认的正常水平，也远远高于较发达国家94.80的水平和欠发达国家103.20的水平，性别结构严重失衡。

另一个重要指标是出生人口性别比，中国此比率失衡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开始的,但此后呈明显迅速升高。从中国历次人口普查数据中看，第三次（1982年）、第四次（1990年）、第五次（2000年）和第六次（2010年）人口普查时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分别为108.47、111.14、116.86和117.94。出生人口性别比指标2004年达到121.20的峰值。2020年“七普”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11.3,已经大幅度下降，但仍然处于高位运行状态。

从死亡率看，中国过去婴幼儿死亡率性别比偏低。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医疗保障水平的提高，中国婴幼儿死亡率的绝对值已大幅下降，逐渐接近发达国家水平，对性别比的影响也越来越小。

中国的人口性别比一直处于偏高且波动的态势。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査显示，全国总人口性别比为107.6，比此后历次普查都高，表明旧中国的人口性别比本来就很高，新中国的人口性别比是从这个基础上变化过来的。1964年，总人口性别比大幅下降，主要和年特殊时期的人口数量波动有关。此后，总人口性别比又持续稳定在以上的水平。

这或意味着，中国人偏好“生男孩”的文化和传统是人口性别比失衡的基础原因。

将时间线拉得更长些。

据民国元年(1912年)内务部户口统计，全国范围内人口性别比为121.0。1928年，内政部各省户口调查所得性别比为122.9。根据1928年至1930年间各省市的户口调查，性别比为124.5。又据1928-1929年江苏、浙江、河北等12省的户口调查，当时这12省的人口性别比平均为124.5，比当时世界上任何地区的人口性别比都高。其中最高为绥远，达到155.8。由此可见，性别比失衡在民国时期就已经是共通性社会问题。

当然，新中国成立之前，人口普查的方法、系统性和精确性都存在很大问题，社会风气中，传统家庭也常常抗拒或者有意无意忽略提供女性人数，尤其是童养媳、未成年女性以及小妾等。女性数量可能存在大量漏报。

但深层的同质性结构和共趋性特征是一致的。人口性别失调的原因在于性别歧视。

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典型的“父权、父居、父系”社会，是以父子关系为主轴的社会结构。这种以男性为核心的家本位文化，主要通过家庭财产继承、家庭资源传递和家族文化传承等途径来体现。“传宗接代”是人们必须首要考虑的人生使命与家庭职能，由此也就导致中国的家庭制度不仅是社会价值取向和伦理道德观念实现的重要载体，且形成了特有的生育动力和指向性，即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从国家人口统计数据看，近几十年，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并且与总和生育率（TFR）的降低在时间上存在一定的关联性。总和生育水平较高（TFR>2.1的更替水平）时期,即1950-1980年,出生人口性别比除个别年份以外基本都在正常值域范围,而当总和生育水平处于较低水平时（TFR<2.1的更替水平）,出生人口性别比一直处于偏高状态,二者呈负相关关系,交叉时间在1980年前后。

从2000年和2010年期间出生性别状况看，胎次越高出生性别比的数值越大，第三胎出生性别比高达160，远远高于正常范围并且历年的趋势相同。

从生育意愿看，趋势一致。2016年由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组织的全国6省12市调查数据发现，一孩偏好者往往倾向于性别“无偏好”，二孩偏好者往往倾向于“儿女双全”，三孩及以上多孩偏好者则呈现出比较明显的男孩偏好。

政策对生育性别影响如何？一般而言，有三种不同观点。一种认为，计划生育政策的限制下生育选择空间狭小，偏好男婴的人们通过性别鉴定与选择性人工终止妊娠来达到目的，导致出生性别比的偏高。第二种观点则认为计划生育政策与出生性别比偏高没有关系，有些国家性别比也很高，而他们并没有计划生育政策。第三种认为，计划生育政策是在抑制性别失衡。

由此可见，中国家庭在生育观上存在性别偏好，有些家庭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采取了相关措施控制新生儿的性别。此外，过去一些家庭中因此还发生了对女婴瞒报、漏报的问题，从而使性别比数据进一步失衡、失真。

中国出生性别比失衡问题并非“一日之寒”，但变成共识也非“一日之功”。

上世纪末，学者们还对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到底有没有失衡不断争论，尽管数据显示失衡，但大家还是难以相信，这究竟是“真性失调”还是“假性失调”？争论持续了十几年，直到2010年左右才渐渐达成了共识，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毋庸置疑。但是，为何性别比失衡？原因是众说纷纭。

当然，长期父权社会带来的社会和家庭结构是基础，由此产生了根深蒂固的“男孩偏好”。从城乡看，农村性别失衡一直以来明显更为严重，其出生性别比不仅一直偏高，而且在一段时间内还不断扩大。这或者是因为农村和城市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生活方式、居住格局、生育观念不一致导致的。从经济性上看，传统农耕经济需要更多男性劳动力；从社会性上看，农村地区人际关系更为紧密，“熟人社会关系圈”让生育意愿的选择性更难有自主意识，而会在压力下“趋同”。即“没有儿子会被人笑话”“抬不起头”的思想由来。

此外，地区纯收入、文盲人口比例等社会经济因素的差异对出生性别比的影响也较大。

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居民教育程度的提高、经济收入水平提升，当前生育意愿已经发生了一定改变。且在认识到性别失衡问题后，国家也做了许多工作，比如对人工生育干预的严格监管，以及对于落后地区女孩的关爱工程等。这是我们现在能够看到性别比例失衡逐渐下降的原因。

但失衡的缓和是一个好的趋势，总体比例的平衡却需要更长的时间。

人是很有趣的。人的智慧在于选择，他们总是要衡量利弊，选择出有利的做法。但在生育这件事上，似乎出现了偏差。开始以为自己的偏好是有利的，几十年后，发现可能并非如此。

人是男性和女性组成的，从这个意义上说，顺其自然，是要真的尊重自然。